何枚两次被骗，
都是因为融资。
“老师，您看这是真的不？”微信上是一张截图。张秀霞是一家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年前，她曾给我发来微信，一位自称是某部委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张秀霞，说是因为合作社发展得很好，所以关注到该合作社，可以提供宣传服务，要求其缴纳几千到几万元之间的版面费。张秀霞看到以后有些紧张，请我帮忙辨别真伪。
记者沿着线索联系了相关部门，却查无此人。“你怎么分辨真假呢？除了问我，还有别的办法吗？”“那就没有了。”张秀霞有些无奈。再仔细去看，发现回执的公章并不清晰，公章单位与提供账户的公司也并不一致，聊起来的时候，张秀霞说：“分辨真假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真的有点困难，如果有一些帮助就好了。”
由于接到很多合作社理事长的类似咨询，今年春节返乡期间，记者决定采访张秀霞，再找几位合作社理事长聊一聊。
拦截不完的诈骗电话
“像我们这样做了很多年的合作社，接到诈骗电话太正常了，前几天镇上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觉得我接到的诈骗电话太多了，开始给屏蔽掉。但总是拦截不完，只能拦截到80%。”何枚（化名）是一家甘蔗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这样的电话多久能接到一次？有规律吗？”我问她。
“不太分季节，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四五个电话，大部分都在上午打过来。”何枚用习以为常的口吻说道。
“你怎么区分是不是诈骗呢？”
“我主要参考两个指标，一个是开头提钱的我就挂掉，再一个是6或8字开头的电话我就直接不接了。”何枚没有犹豫地回答。
“这样的诈骗太多了，花样又花，数都数不完。”可能是记忆太过深刻，张秀霞滔滔不绝地就把她经历过的诈骗一一告诉了我。
张秀霞的合作社也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最早在某农产品批发电子商务平台上开了店，只有水果上市的时候才会打理店铺，其它时候忙农业生产。有一年桃子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名顾客，下单买了很多，但几分钟后就要求退货。
在沟通的时候，顾客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宣传的优质农产品是绿色天然的，但是我检测出来里面农药残留很高，这是虚假宣传，如果没有赔偿我会投诉你们。”
“问要赔偿多少的时候，他就报出几万块钱的天价。”张秀霞说，“后来类似的情况遇到很多，还有说你们的水果在电商平台的广告中写的是有美容养颜作用，但实际没有这个功效，这是欺骗消费者，如果不私聊赔偿就要投诉……理由真的是太多了。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违反了广告法，不知道怎么反驳他。”
“还有那种在网上下单买很少一点后，私信跟我们说，他们要的量很大，让我们过去谈合作，帮助我们销售。后来我们查了一下地址，在某省一个很偏僻的山区。我丈夫分析说，如果真的想要，为什么他们不来现场看或者让我们发样品过去呢？只是让我们人过去，又不提带样品的事情。”张秀霞说完问我，“我在网上查了好像也有类似的套路，不去是对的吧？”
记者后来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诈骗合作社的套路，“谎称可以帮忙销售农产品”这类诈骗排在前三位。诈骗团伙通过欺骗合作社理事长能够帮忙销售农产品，将人骗到外地，再通过签合同，规定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的服务费，诈骗合作社付款。或者要求合作社理事长支付招待大客户吃饭的费用，动辄消费名酒、名烟等奢侈品，诈骗高额餐饮费用。
这类诈骗手法在网上一搜就很容易找到，但即使是这样，张秀霞还是有些不确定。
“还有一种是冒充省里一个部门的领导，说在网上看到了我们的事迹，非常认可我们做的事情，要给我们邮寄一些合作社帮农带农优秀事迹的书。开始我们问要不要钱，说书是免费的，让我们给地址。结果要开始邮寄的时候，说有点手续费，问多少，说是几千块钱。”
“那当时就知道是假的了吧？”
“我们还是去省里托人问了一下，问了一个处长，他当时就笑了，说我们都是要帮助你们的，怎么可能跟你们要手续费呢？”
虽然诈骗套路多、频率高，但是不难发现，仍然属于老旧的套路和手段。
《2021年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中提到的前十大诈骗套路中，涉及到经营类的诈骗，包括：贷款、代办信用卡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诈骗，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诈骗，冒充领导、熟人诈骗以及虚假征信诈骗，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合作社几乎全能遇到。
合作社为什么容易被“围猎”
即使诈骗方法并未脱离传统的窠臼，并非高级诈骗手段，合作社理事长仍然很容易入局。无论电信诈骗、电商诈骗还是线下诈骗，记者调查中发现，本质上仍然是通过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等和合作社理事长们对权力的畏惧进行的敲诈和勒索，或是将这些看似低级的手段进行融合，将诈、骗、恐吓等结合到了一起。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创新与规范并举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研究》课题组研究结果，合作社理事长大学以上学历仅占5.37%，高中及以下占比为79.9%。受教育程度不高，尤其是法律知识缺乏，不单单会制约经营发展，也会成为阻碍他们识别骗局的门槛。
“刚才说的电商平台出现指责我们违反广告法的情况，这不是我的知识范围啊。可他们说我水果不好，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张秀霞提到电商诈骗时说。
根据记者在农村调研时的体会，由于农村地区相对封闭，农民普遍反诈骗意识不强，法律意识尚待提高，所以针对农村地区的诈骗一直存在。合作社理事长很多来自农村，身上也存在一些认知的局限，因此相对城市中的经营者，更容易上当受骗。受限于知识水平、结构，合作社闯市场还存在盲目性和不规范性，叠加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非标准性，这一类型的电商诈骗往往将合作社理事长骗得心惊胆战。
同时，记者在对一些背景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很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规模小，尤其是加工业受制于资金和场地、技术和设备，生产方式往往比较初级，若能从政策和法律上找到一条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实际的发展路径，也不失为保护他们少入骗局的方法。
虽然没有公开数据支撑，但通过记者对一些国家级示范社的走访了解到，拥有自己法务的合作社凤毛麟角，法律问题咨询路径不明，咨询成本过高等问题，都降低了合作社经营者通过咨询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积极性。
其实，合作社遭遇诈骗的情况也并非短期内才出现。2008年，记者曾在山东一家合作社做调研时，就遇到一身西装革履的人到合作社，拿出写着国家某部委某某监测中心主任的名片，说要见理事长。聊了5分钟后，理事长拿出200块钱，说不能陪他吃饭了，让他自己出去吃。送走那人以后，我问了理事长一个问题，“这么大单位的干部会来要200块钱不？”理事长正在抽烟，吐了口烟圈，说了一句“咱也不知真假，就当他是真的吧，花钱买平安。”随后叹了一口气。
前几日，我又打电话给这位合作社理事长，追问他是否还有冒充领导的诈骗，得到的回答是，太多了。15年过去了，同一种诈骗手段仍然存在，也依旧困扰着合作社经营者。
为什么传统的诈骗始终能够存在？除了经营者自身的知识短板和信息不对称，是不是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需要被看见？
为解决融资难题屡屡“上套”
合作社根植于农村，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农民发展中遇到问题的集合，其中最挠头的是——没有抵押物。相比于企业等现代主体，合作社发展中能获得的支持更少。近几年国家扶持政策力度加大，但从政策的落地来看，在基层仍有一些“跑冒滴漏”现象，也给不法分子可趁之机。
骗子的诈骗手段多样是一方面，能屡屡得逞的原因也是他们抓住了合作社发展经营中的痛点——融资难。
因此，针对合作社的诈骗中，以有偿表彰类的诈骗和融资类的诈骗最多。对方承诺，能够得到奖，就能有机会得到政策支持，跟融资一样，解决发展中的难题，很多合作社自然容易轻信上当。
在采访中，有一些理事长表示，前几年推行的针对合作社的贷款缓解了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但是推行两三年后，由于合作社本身存在不规范发展问题，一些银行为控制风险取消了给合作社贷款的资格。
张秀霞说，她最近被骗的一次是因为有人来到村里说他们合作社资质好，可以帮他们办理抵押贷款，需要办理一张信用卡。他们也想扩大规模，所以就办理了，还交了200元办理的手续费。自从交钱后，骗子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何枚两次被骗，都是因为融资。
第一次被骗是有个机构给她打电话，说可以帮她的合作社评估发展资质，可以得到200万元贷款。
约见面的地方在银行大厅，骗子穿得很正式，旁边还有银行工作人员在跟他说话。“就是给人一种感觉，他们是得到银行授权来做这个资质认定的。”何枚说。
“办完手续之后就要缴费，比例我记不清楚了，当时说可以贷款200万元，让我缴费一万八千多元。”
“费用是怎么缴纳的？”我问。
“给他一张银行卡，然后他要了密码，把钱打到银行卡上，他们会划款。承诺说办不成，保证金会还回来。”
再后来，审核的人就对合作社提出了各种质疑，比如规模、资产等等，最后审核认定的结果是不符合申请资格。钱也没有退还，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我当时还拍了那个给我办理审核业务的身份证，觉得自己挺聪明的。发现被骗后报警，找到了那个人，他说他就是被临时雇佣的，他也不知道那是骗子公司，他也属于被骗了。”
“我第二次被骗，是去了一趟上海，回来以后彻底对融资死了心。”
还是由于融资担保，她去了更远也更大的城市上海。但这一次，骗子的骗术升级了，诈骗的流程更短了。
由于确认要帮忙办抵押贷款，手续办完后，担保公司要求缴纳保证金，但这一次，他们拿出了pos机。何枚只是将银行卡刷了一下，为了保证安全，按密码的时候用手捂住了数码键盘。
但是刷过之后不久，卡里面所有的钱都消失了。
“我朋友被骗了几次也说算了，以后多吃苦多干活攒点钱，别想融资了。”何枚说。
何枚着急融资的原因很简单，新上的加工厂需要投入，一茬一茬的甘蔗需要人工费用，农业经营需要持续性投入，如果停下来，地里就长不出农产品。农产品生长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不允许投资间断。
“那个时候，我已经抵押了全部身家，真的没有办法再贷到钱了。”何枚说的时候，叹了口气。
个人信息泄露成为诈骗帮凶
《2022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提到，农民合作社是引领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组织载体，是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是构建高质量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
合作社理事长是农民合作社经营的主要决策者，由于三农情况的特殊性，要创业成功，他们身上需要同时具有企业家的开拓创新精神和志愿者的无私奉献精神。
张秀霞做合作社之前在深圳开了一家小贸易公司，丈夫曾是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下属单位的技术骨干，两家世交，父亲都是做果树嫁接的技术员。结婚以后，因为丈夫有个田园梦，2016年，两个人辞职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业。他们都是“80后”，在大城市闯荡过，回到农村后对现在的诈骗手段仍然难以分辨。
何枚原来在城市里做连锁餐饮生意，后来放不下心里的土地情节，回乡流转土地种甘蔗，做红糖。农村土地流转手续繁复，发展乡村产业遇到诸多困难，但是凭着一股硬气和勇气，都能克服下来，最终还是把合作社经营得有声有色。但是她说，遇到诈骗的时候，总是感觉心里有种很无力的感觉，像是没有办法突破诈骗的层层围堵。
通过采访，记者感受到，加大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前提。当诈骗产业链越来越完善，狙击目标越来越精准化，个人信息泄露，成为对合作社理事长实施诈骗的帮凶。
何枚接到的屏蔽不完的诈骗电话，只是无数信息被泄露的合作社理事长的一个缩影。《2021年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中提到，公开信息是导致被诈骗的源头，个人信息泄露存在很高隐患。
同时，遇到疑似诈骗时，如果有关方面能够提供有效的咨询服务也非常关键。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问了三个问题。在遇到诈骗有疑问的时候会问谁？张秀霞和何枚给我的答案都很一致——县里的市场监管局。我问县里的市场监管局能解决问题吗？她们说能解决一部分，但是按照工作职责来说，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覆盖到。尤其是很多打着大部委旗号的诈骗或者超过工作职责的诈骗他们不了解，也没有办法提供参考答案。
张秀霞说：“就算是咨询，别人也有别人的工作，别人也有不了解的情况，不能总是打扰别人。”
解决的路径还不够畅通。
最后一个问题是，是否知道国家反诈骗预警劝阻咨询电话。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合作社理事长都不知道。
同时，记者也察觉到，被诈骗的人还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关心。
讲到自己被骗的经历时，何枚很犹豫：“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你问，真的不好意思跟别人讲，在我们这种地方肯定要被别人笑的。”熟人社会往往更容易出现“坏事传千里”，受骗当事人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大。
被问到被骗以后怎么处理，她说报警了，但是这样的诈骗很难追回。
明明是受害人，却不敢讲给别人听。“在我们这里，这样的事情别人会拿来聊天，没人帮忙还被人笑话，怎么能说出口嘛。”张秀霞表示同意。
“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不好意思跟别人讲，又很委屈。”何枚说，“有好长时间我自己偷偷地流眼泪。”
被诈骗已经造成了财产损失，而心理压力更是很难被排解。碍于面子或者基于觉得说出也没有用的想法，一些合作社经营者们选择沉默，而诈骗就在沉默中持续上演。
记者经过梳理了解到，还是有不少平台具有反诈骗的功能，比如可以拨打96110进行咨询，在遇到诈骗的时候可以拨打96110或12337进行举报，可以通过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等方式得到提示。
其实，合作社遇到的诈骗问题，凯发旗舰厅登录的解决方案不仅是普及反诈技术、畅通法律反诈咨询，更需要思索的是，如何从根源上解决经营主体的发展痛点，通过多方发力帮助合作社突破诈骗的重重围堵。
参考资料：http://www.ztwang.com/news/112097.html